谈宇清's profileTyro提供的资源共享PhotosBlogListsMore ![]() | Help |
河南艾滋泛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卫生事故2005年8月4日,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率领的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来到了著名的“艾滋村”——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 据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的一位同志讲,在去“艾滋村”的头天晚上,殷大奎副部长在驻马店向陪同的省、市、县官员们指出: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不同于云南、广东等省。中央决定让我们来河南,是因为河南省的艾滋病流行完全属政府行为,责任在政府。他还说:我从医一辈子,在卫生部门多个台阶都干过,体会最深的就是出了问题不能捂,越捂越糟糕。殷大奎副部长这番话不仅指明了河南艾滋病流行的原因和责任,而且还说明河南目前在捂艾滋病的盖子,同时也是对河南艾滋病历史的真实写照。 卫生部一位资历较深的官员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卫生部就与国家物价局共同颁发了《关于加强输血管理的若干规定》,并多次强调血源要实行“三统一”(统一采血、统一供血、统一管理),1993年3月前后,卫生部还以部长令的形式再次向全国发布了《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对血源、采供血管理,乃至血站操作规程、质量标准、供血者检查标准等都做出了具体规范。当时别的省、市都忙于进一步规范血源“三统一”,可河南却不一样。 1992年春夏至交,攀上卫生厅一把手宝座的刘全喜,急于创造“改革创收”措施的他一上台就提出了自己的新思路:内靠公章,外靠血浆。内靠公章就是充分利用卫生厅审批办血站、单采浆站的权力,大肆发证,目的是收钱。外靠血浆就是大量单采血浆——采血后要血浆,把红血球分离出来还给卖血者,把采到的血浆买给制药公司。 开封、周口首先积极响应号召,率先办起了血站。河南省卫生厅积极给予肯定并召开了现场会,刘全喜亲自到会讲话、给予表扬和打气壮胆。全省躁动了,由于当时的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经济状况有些紧张,各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看到省里鼓动这个创收项目,立即闻腥而动,齐刷刷地办起了创收血站,乡村血站建成了。武警、军队、物资、煤炭、工厂等血站成立了,连有些县的政协,人大也加入办血站的队伍,一时间,河南成立了230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仅驻马店(“艾滋村”的所在市)就有39家——这些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办,经省卫生厅批准的。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全国的生物制药公司都来河南收购血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抽吸老实巴交愚昧的农民血液去弥补他们“钱欲”的亏空。事实上,这些被卖血者称为官办的血站始终是“血浆经济”最积极的开拓者、鼓吹者和组织者。在医院门口的广告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文楼艾滋病人程建中告诉记者:“血站总是宣传采血的好处,单采比全采好处多,说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经常把老水抽出来换新水,去旧血,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无害。你不去卖血,说明你身体不健康,有病。”每次单采都需要先从卖血者身上抽出800毫升全血,经过离心机和净化室分离后,再将下层的400毫升红细胞回输,卖血者得到40元到50元,根据地点和时间的不同略有差别。这种方法的一个妙处是由于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细胞并不减少,所以卖血者抽掉400毫升不会觉得明显的虚弱和精神不振。但灾难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回输和皆大欢喜的赚钱中降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驻马店、开封、周口、商丘的一些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满了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路上还说着,这个胳臂是化肥(尿素),这个胳臂是磷肥。” 在河南省卫生厅工作过大半辈子的两位老干部,对刘全喜在全省大办血站、单采浆站的问题,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一是为了创政绩,二是为了自己捞钱。” 刘全喜不仅是办血站的领导者和倡导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参与者。漯河市卫生局一位“要员”反映:刘全喜从省直卫生系统单位“引进”资金20多万元和设备,指示自己的妹妹在自己的家乡郾城县建立血站。在原漯河市卫生局局长刘学周(现为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支持下,很快发展了西平、上蔡、西华、许昌、太康、尉氏等6个采血点,每年创收高达数百万元。 1995年2月27日,国家卫生部紧急下发了“关于坚强血液管理的通知”,随后不久,河南省统一部署对全省的采血(浆)站进行整顿,并对血头、血霸实施有力打击。就在这种情况下,刘氏血站仍我行我素,继续发着“血财”。据亲身经历过的一位官员吐露,1996年,分管卫生工作的副省长李志斌带领省卫生厅副厅长徐晖及省公安厅的领导等一行,专程赶往西华县抓捕“血头”,行动十分保密,唯有当“血头”的刘全喜妹夫驾救护车逃离现场。原因是随队的与刘全喜同乡的省卫生厅疾控处长张更荣通风报信。 1999年7月12日晚上,郑州警方在郑州通往开封的途中抓到一伙转移血浆的血贩子,一辆车号为豫K-T3055的红色松花江面包车被查扣,车上是未经检测、已经长期污染的194袋非法采集的原料。当记者闻讯赶到时,一位警官告诉记者说:昨晚这几个人开车全跑了。真的是跑了吗?后经密访,一位警官悄悄告诉:是一位省公安厅的“要员”打电话叫秘密放人。这伙血贩子共4人,两男两女,其中一位就是刘全喜的妹妹。记者立即来到血贩子曾经盘踞的窝点,已经是人去楼空。转移速度之快不是一般蟊贼能够办到的。记者再次赶到处理此事的派出所,警察告诉说:没有来得及审讯,他们就都跑了,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此事后被《郑州晚报》披露。刘氏血站的所作所为在同道中起到了示范作用,使得河南省地下非法采集血浆屡禁不止。 前不久,卫生部传出惊人的信息,新疆有3-5吨血浆被HIV病毒污染,提供血源的是河南人,组织者也是河南人,这些河南人中有的是卖血者,有的是过去的血站站长,还有的是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干部。如果这3-5吨血浆未被查出而用于人体,它带来的危害不亚于一次相当规模的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消息传来,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拍案而起,怒斥这是天下第一案。 一个人犯了罪或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认识不到或一意孤行,刘全喜就是这样。据省卫生防疫站一位专家说:至少在1994年,河南的卫生部门已经获知卖血者中有艾滋病患者或HIV携带者。当时一批由兰州生物所出口南韩的血制品中被发现含有艾滋病毒,原浆就采自河南。也就在这一年,上蔡县人民医院血站收到上海生物制品所的通知,它们售往上海的血浆中被抽检出有2例携带艾滋病毒。于是他找来一批原血样抽检,这一抽检不得了,旁边的学生说,老师,我们可以申报科研成果了。但这位专家的腿都吓软了,他希望这种“东西”永远不出现才好。 如果以上疫情报告不能使刘全喜确信的话,那么,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该是认定无疑了吧!1994年,他亲自率团两次飞抵美国、与美国百特公司谈判,要求该公司在河南投资建厂加工血液制品,但最后没有办成,其原因是因为河南省送给美国百特公司的15份血清样本中发现了3份带有HIV病毒,其阳性率达到30%,美国百特公司拒绝了与河南省卫生厅的合作。 河南省血源管理失控,这么危险的单采回输法,这么随意的卫生条件,这么踊跃的多次卖血者,一旦出现一个艾滋病,后果会是怎样的?对一个有着医疗专业本科学历、有着大医院科主任、副院长、院长、河医大副校长资历的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来说,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然而,刘全喜害怕自己承担责任和暴露刘家血站的内幕,采取捂盖子、欺上瞒下、说假话、拖延战术到打击报复举报人等手段,这是一个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是一个血浆后面藏有腐败怕自我暴露的行为。自95,96年以来,河南省艾滋病的流行一直是引起国内卫生界有关专家人士警惕和关注的焦点,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最著名的艾滋病专家曾毅在内的许多专家,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达着这样的警报:河南艾滋病流行情况是真实的、是严重的,有可能演变成国难。可是,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当时拍着胸脯说:河南没有艾滋病。专家们说:他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艾滋病是有5-10年潜伏期的,到时候大量死人他还能捂住吗?专家的预言尽管是不幸的,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进入2000年后它开始兑现了:据专家介绍,河南目前有50—70万艾滋病病人或病毒携带者,主要集中在驻马店、周口、商丘、开封等市,且呈灶型分布,出现了几十个艾滋病村。上蔡县卫生局一位官员说:上蔡县不只一个文楼村,还有后阳村、南大吴村等12个村。另外据河南省卫生防疫站一位专家说:新蔡县西河村、沈丘尹庄村、大滩村、后李庄、和尚庄、西华县龙池头村、喜岗村、柘城县双庙村、尉氏县屈楼等十几个村也非常严重。 在河南艾滋病如此严重的今天,刘全喜还在做着发财梦。据河南省卫生系统部分医务人员反映:前段时间,河南省卫生厅做出决定:对全省卫生系统人员进行艾滋病知识培训并进行考试,每人交培训考务费40元(下发有文件)。河南卫生系统目前至少有30万人,每人40元,就是1200万元。那么请问:收费依据是什么?收费标准是否经过省有关部门审批?收的钱都干什么了? 去年6月28日,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教授在中科院院士大会上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真的是采血——至少在象河南这样的区域——是采血把数以千百计老实本分的农民制造成艾滋病患者,那么,人类历史上这一罕见的公共卫生事故,该到了揭开盖子追问责任的时候了。 河南大地在经受着一场艾滋病的浩劫,50多万HIV感染者正在按照潜伏期的图线谱涌向地府,该走的走了,没有走的,正在挣扎着、呻吟着,静静的等待死神的召唤。他们都是因采供血走上了绝路,据专家预测,河南省在近十年内将有几十万艾滋病病人离开人世,个别村庄将从地球上消失,这不亚于一场大的“战争”。 中医和西医到底有什么不同?据介绍,现代西医从新药研发来讲,一个研发流程就高达三亿五千万美元,平均五亿八千万美金,周期一般是15年左右,这是非常耗钱耗时间的活而且不一定研发成功,从合成药厂家来讲,英国一两家,瑞士一两家,过了若干年也许全世界十几家,欧洲还有一两家,意思是小的差不多没有了,因为不是一般的国家能够做得起的。 新药为什么那么贵呢?第一,确定耙标,这个病是什么蛋白质,现在有了治病基因组的研究,人体有几千个基因和蛋白质关系,表达出蛋白质,做出先导化合物,优化先导化合物,最后变成药,分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发挥很好的作用,对人类的健康起很好的作用。
这样的药物开发越来越成问题,新药开发越来越难,1996年一年有53个新药,到2001年只有24个,到2002年只有15个,96年基因组还没有那么多的研究,现在时间短了,但是新药少了,已经投入市场的药物显示出明显的负作用,美国开发的一个减肥药,卖得很好,后来出问题了,减肥药这个药赔了两百亿美金,诺关节炎的止痛药,这个药引起心肌梗死,全世界因为用这个药死亡的人几万人,现在德克萨斯法院赔了第一个案例,赔两亿四千万,两亿多美金是作为惩罚性的赔,病人家属本身几百万钱,这个药赔三百亿美金有的讲八百亿美金。
专业性太强,引起止药靶点研究很强,对其他问题研究不强,产生很多的问题。中医和西医在治病有什么问题,西医来了一个人要了解什么是引起这个病,肺病结核杆菌引起的,非典来了不知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想尽办法找到管状病毒,一般的抗病毒药没用,找新的抗病毒药,同时找疫苗,然后非典不出来了,不知道哪一年,出来是不是变异了,也不知道,等三五年出来以后非典又变掉了,禽流感变了好多种,西医一定要找到原因,是什么东西引起的。
中医不管是不管原因的,一个人来了以后望闻问切,也了症状以后问,根据你的症状,配合君、臣、佐、使,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调整了,张三来由一个组合,李四来有一个组合,而且吃了几天药再调节,吃了这个药不管用,再开几方,前面那个礼拜做了实验品了,接着治,不好管,再做,但是不会死人。在思维方法上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以SARS非典举例,西医视度是感染性疾病,发烧,肺感染。中医查出来之后,是春瘟,扶正、驱邪、解表,一百年前发生过这样的病。元朝的时候就是玉屏风散加减,广东省用了玉屏风散加减和其它抗病毒药合在一起用,广东省整个的统计死亡率是3.7%,台湾和香港两个地方,他们不相信中药,卫生主管部门不相信中药,就是用西药,两个地方的死亡率12.13%、16.86%,事实就证明了,重要起作用,多伦多的例子,死亡率很高。
把中医药变成现代产业,一个医生一群病人,实际上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服务,我们转化为知识经济,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第一件事情将现代科学与传统积累相互渗透建立起知物知因的创新的知识基础。将产业和资本结合起来发展出面向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运行体制。这件事情只能中国来做,对中药产业有大的推动和突破。
中药不是天然药,中国的天然资源,现代研究和历史积累的总和是结合的,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天然资源,中国有东部、西部、青藏高原,有各种各样的物种,我们有12000多种药材可以入药。中华文化多民族性,中国的中药和传统药不一样呢,因为那些地方所有的药品没有文字记载的,而中国的中医可以回到元朝,神农本草经,博大精深、浩瀚广袤,中医由中国中医理论,这是中国古典哲学重要组成部分来指导的,比如整体论的观点,援物比类、司外揣内、系统论,五行系统,辩证轮值,是其它国家传统医药没办法和中药比的。
我收集了公元0年到1994年中国人口、中医药资源的比例资料,从神农本草经开始,人口一直到明末的时候人口差不多在五六千万左右,但是到了康熙人口增加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农本草经365种到北宋1500种,到本草纲目1800多种,一直到1990年的统计12000种。这两条线回归一下,转折点在哪儿,都是1680年,都是康熙十几年的时候。中药数量大量作为药用,跟中国人口的飞速增长是完全相关的,那就说明一点什么呢?中国的中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衍以及我们现在那么多人都有贡献的。这是中医药非常好说明的例子。
据我知道,单方、验方、秘方有30个万方,有文字记载,疗效和毒药理:配伍、剂量、适应症,上几千年的记录。 中药有什么特点呢?多靶性和单靶性,西药:抗菌,抗病毒,酶抑制剂。中药如小柴胡汤,每个药材有几千种化合物,因此是多靶点,西药一个东西一个靶点,艾滋病的药有不同的抗艾滋病,西药一剂杀死病毒,它是杀手,而中医药是追求生物响应的调节器,主要调节全身状态以求康复,它是和谐社会的产物,这一点和外国的杀是不一样的。中药是调理,把你调理起来,有的瘤不一定开刀,不闹事就行了,不一定杀掉,用放射线烧掉,它没有那么气势汹汹,没有很激烈的本质。
中药和西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药理研究不一样,西药从无到有,本来没有的,根据生物体内有靶蛋白找一个化合物,分子设计,合成小动物,然后大动物,到一级临床、二级临床、三级临床,最后变成药,从无到有,从小动物到人。
医生看病先给你一副药,然后再调节,说行了,很多人说这副药很好,研究,里面什么成分,再拿到老鼠身上研究,从大动物到老鼠,它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老祖宗经过几千年的研究,一万多种药材可以入药,经过训练的中医师药怎么配的,什么剂量用多少,潘金莲是武大郎的,在东北地区就知道,有一味药,用砒霜和轻粉和三素治疗胃癌效果很好,后来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治疗败血病效果很好,发现其它拿掉,砒霜就可以治疗,现在在过去十多年当中,研究为什么砒霜能够治疗败血病,原来引起肿瘤白细胞的凋亡,建立了我们陈树同志的学术地位。
北京人民医院的医生,砒霜用硫化生做效果也很好,砒霜把治疗败血病已经申报成专利了,广大劳动人民从实践中研究到这一点,经过有训练的医生,什么病治什么药,保证安全,在安全情况下,根据中医理论,五行调节用什么药治好了,现在用现代研究研究它的机理,个过程建立广大先民长期积累和我们先民创造的哲学理论指导思想下,非常了不起的保护。 什么叫寒、热、温、凉,这个人寒,不能吃参,这个人太热不能吃红参。归经,什么叫归经?我们不清楚。药对,这个药跟这个药配在一起配成很好的药对,君臣佐使,为什么配成很好的配合,单单的药材不太好。比如症候,疾病和自身的疾病有什么不一样,炮制。
青蒿入药,最早见之于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公元前168年左右)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在《神农本草经》,《大观本草》及《本草纲目》等均有收录。从历代本草及方书医籍的记载,青蒿入药治疗疟疾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经验所肯定的。1971年以来,中医研究院青蒿素研究小组通过整理有关防治疾病的古代文献和民间单验方,结合实践经验,发现中药青蒿乙醚提取的中性部分具有显著的抗疟作用。在此基础上,于1972年从青蒿中分离出活性物质——青蒿素。
参与青蒿素研制的中国专家认为:中药的保护表现现代药物开发两个源泉,一是物质方面,一万两千种药材,有三十到四十万方子,几十万个化合物,多靶点、协同作用。比如说青蒿素,国外要求中国同志帮助他找到治疗疟疾的药,七十年代初开展攻关项目,很多单位,包括北京和上海的单位,从几百种中药筛选出来,发现青蒿最好,就提炼出了青蒿素,北京和上海一些科学家就改造结构,因为这个结构不稳定,内质不稳定,要改造成一下,最近WHO还跟中国订几亿美金用在非洲,因为证明是最好治疗疟疾的药。 有人初步的研究机制,疟疾是存在在人的红细胞里面的,人的红细胞里面是没有细胞核的,没有DNA的,青蒿素不喜欢水的,因为很容易穿到细胞核,跑到红细胞里面去,这样一个化合物能够疟原虫本身是有DNA,把疟原虫的DNA破坏掉了,就杀了自然疟疾了。正常的细胞里面没有DNA,进去就出来了,没事,里面有疟原虫的就把疟原虫破坏了。
对于这样一个东西,我们当时很高兴,后来一查,本草纲目记得清清楚楚,用多少量都讲得很清楚,再一查,元朝的时候肘后备急方也讲了青蒿治疟疾,最重要马王堆出土的丝片,丝片上写了四个字青高绝疾,老祖宗真不得了。
另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化学实验室科学家阿内·罗内尔等人通过老鼠实验发现,当一只老鼠感染疟疾时,青蒿素和其衍生物可以很容易与血红素产生烷化反应,组成“血红素-青蒿素合成物”。疟原虫一般都将它的“家”安置在富含血红素的红细胞中,而“血红素-青蒿素合成物”正好可以消灭红细胞中的这些寄生虫。
正如红与黑提到的:“还以青蒿素为例,青蒿素是个由16个碳,24个氢和4 个氧原子组成的桥环化合物,共有6个手性碳。”但我可以拍胸脯说没有任何一个西医能可以告诉我:如果采用完全的化学合成的话,如何才能定向手性合成?做不到定向手性合成的话,如何能廉价的将化学分子式完全一样,但因为6个手性碳带来的复杂的同分异构体进行分离,获得100%纯度的合成青蒿素呢?答案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类根本就没有掌握这种化学合成技术和化工分离技术。
而青蒿这种植物就能定向合成出特定的青蒿素。可见生物自身的化学机理远远比我们掌握的化学合成技术要奇妙。
青蒿素并不是抗生素。它并不直接杀灭疟原虫,而是通过与红细胞中的血红素中的某个铁络合体结合后才能杀死血液中的疟原虫的。所以疟原虫并不能识别青蒿素,这才是导致青蒿素比其它合成药物更具优越性的地方。这些原理和细节,是很难在已有所谓“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进行预测和针对性的研发的。只能说是先发现有这么一个客观事实或结果(青蒿素能治疟疾),然后反复的分析为什么,才能逐步探求到其中的原理。
天涯上的西医和我谈科学,呵呵,偶只会冷笑。 |
|
|